JIANYE MAGAZINE
“美国有人说危机过去之后，美国比中国更中国，中国比美国更美国的说法，虽然是调侃，但是也实在揭露了发展的某些趋向。”王受之教授在美国生活，对目前美国经济有更直接的感受。他是《建业》读者熟悉的人，他的讲述令人觉得危机就在身边。
经济一团糟，美国经济还有没有机会复兴呢？是不是美国的繁荣已经走到尽头了？美国永不复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了。最近看报纸杂志，各种评论都是哀鸿遍野，绝望哀伤，在美国，好像我还没有遇到谁对经济前景有乐观心态的。这些天来，看愁眉苦脸的人多，看欢天喜地的人少；看报纸新闻，破产失业的消息铺天盖地，经济成就的消息绝无仅有，这种情况，是我在美国二十多年来首次看见的。实在有些令人担心，令人坐立不安。
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源头，它的经济总量巨大，债务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牵涉到债务漩涡中的企业和个人不计其数。不日前看到两个大企业的股票掉到令人震惊的地步：花旗银行每股仅仅是一美元，通用电器不到六美元，而通用汽车看来几乎要破产了。这些消息都是震撼人心的，拿通用汽车一个公司来说，如果破产，造成的失业人口，包括工人、家属、退休了的工人和家属一起，将有一百多万人，这么庞大的社会失业负担，美国政府如何背得动啊！现在和1933年的情况很不同，债务经济造成全球性伤害的深刻程度，是一般人的思维难以想象的。并且全球化造成经济互相依存的关系，挽救经济危机的确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做到的。
我最近一直在写有关文化方面的文章，但是也依然很注意观察经济困境，在如此危机之前，奥巴马政府的走向，已经很有些社会主义色彩了。因为以前认为是无往不胜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出了大问题。
美国开始用社会主义救经济，而中国反而在大幅度地使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救市，因此美国有人说危机过去之后，美国比中国更中国，中国比美国更美国的说法，虽然是调侃，但是也实在揭露了发展的某些趋向。
美国政府试图挽救经济的动向，实在很具有社会主义的成分，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就有篇文章这样看。《时代》周刊3月5日文章的题目叫做《中美互换位置》，文章中说：“现在，中国允许大多数本国主要公司进行私有化，并在股票交易所上市。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也是私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在经过政府鼓励创办私营企业后，中国的银行系统显然获得了发展。中国的部分金融和商业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但是政府过去对经济的牢固掌控似乎终有放松的一天。而在谈到美国的时候，文章则说美国反而开始朝国家化、国有化、社会主义化发展，“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很大，但它还要在实际上控制一些贷款、金融和工业部门。结果，由政府控制的美国经济活动量将会上升到我们在几个月之前还想象不到的程度。
我们无法预测美国和中国的体制在十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如果美国的衰退持续上两年，那么由政府有效控制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随着政府和国会阻止经济下滑的努力而迅速增加。美国的金融改革恐怕是最早引入社会主义手段的领域了。
有人会说如此形容美国政府挽救经济的政策，好像有些危言耸听，我倒想列举一个例子，说明美国的确有朝国有化方向发展的思考，这就是技术上已经破产了的美国银行业的改造构想。
随著金融海啸第二波如期而至，美国商业银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面对内外种种强大压力，“国有化”的选项似乎正成为不可逆转的大方向。
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财政部长盖特纳目前在各个场合的表态来看，国有化仍是政府最不愿意选择的救助方式。美国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说：“我想澄清一点，总统依然确信受政府监管的私有化银行系统是我们国家应该走的道路”。美国财政部发言人也重申：美国政府将“确保金融系统被私有机构拥有和管理”。
但是，政府的澄清并没有完全缓解投资者的紧张情绪，如果银行业无法摆脱危机，暂时国有化将是政府最后的选择。其实，奥巴马的言辞中已为国有化留下一些伏笔。奥巴马表示，由于美国的金融业规模太过庞大，所以政府不可能对所有银行进行国有化，“所有”两字内藏玄机。
正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将银行暂时国有化的想法已经从边缘转向了主流，而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认同，为了快速和循序落实改革金融体系的计划，政府或许有必要暂时将一些银行国有化。由政府控制出现麻烦的银行，相信是最不糟糕的做法，政府在把坏账转移时，不会面对如何为这些资产定价的麻烦。但政府在将银行国有化的过程中，应保护优先顺序债务债权人的利益，因为这可能影响到所有其他银行的优先债务。由于这是一场信用危机，要把融资体系的要素保护好，而这个要素就是优先顺序债务。
因准确预言此轮金融危机而声名远扬的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接连发表评论文章，称美国政府目前唯一的拯救之道是将资不抵债的银行国有化。他认为盖特纳的救助计划走对了方向，但时间上已经太晚，“美国金融系统处在这样一个雪崩点上，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了”。
1.2万亿美元次级房贷只是问题的开始。接下来，还有7万亿美元规模，包括商业房地产贷款、消费信用卡债务、高收益债券以及杠杆贷款，都可能会损失惨重。有“末日博士”之称的鲁比尼认为，危机损失最终将达到3.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金融机构承担1.8万亿美元，但这些机构目前的资产总价值才1.4万亿美元。
“美国银行系统已经接近资不抵债，如果我们不想变成1990年的日本，或者1930年代的美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国有化。”除学者外，美国国会的议员的态度也在悄悄生变，进一步奠定了“国有化”路线图的主流地位。
美国要把银行国有化，风险很大，也完全违背了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原则，但是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个国有化银行的做法，还有成功的例子呢！比如瑞典、日本就有成功的探索经验。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尽管奥巴马也许不能完全放下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但已经开始摆脱前总统里根时期开始形成的政府少作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政府不能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并充分认识到政府主导是目前应对危机必需环节。
另一方面，随著救市资金注入，花旗和美国银行已形成国家“事实控股”局面。法国米什卡特资产管理公司纽约分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花旗和美国银行眼下市值分别为100亿美元和170亿美元，而美国政府注入这两家的援助资金分别为450亿美元。米什卡特公司纽约分部首席策略官沃洛金以“摸索中的国有化”字眼形容花旗和美国银行现阶段状况。
学习瑞典、以日本为鉴是当前美国应对银行业危机的最好历史借鉴。1992年，瑞典陷入金融困境，银行系统形同破产。此前瑞典经济也热过一阵：放松监管、短视政策和地产泡沫与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繁荣极其相似。瑞典政府痛下决心，将银行国有化，并设立两家坏账银行（bad bank），将其他银行的问题资产转入这两家坏账银行，待经济形势好转之后再将这些资产出手。与此同时，政府将纳税人的钱注入银行，以便这些银行可以重新正常贷款。
瑞典的实践表明，国有化有助于市场恢复信心，是增加信贷供应的最佳方式。按照瑞典立法机构所通过的法律，坏账银行的寿命是15年，但4年之后，瑞典这两家坏账银行便顺利处理完了其问题资产，提前完成了使命。瑞典用了117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83亿美元，便钱到病除，帮助金融机构渡过了难关。117亿美元仅为瑞典当时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4%。与之相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对几家主要银行进行了资本重组，在没有检查银行账本的情况下，向几家主要的银行均衡注资1.7万亿日元。但最终却产生一批“僵尸银行”(zombie banks)——从未经过恰当的结构重组，信贷冻结了无止境。日本因此挨了整整十年近乎萧条的苦日子，原因正是没能清理好银行坏账。
（王受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
最近我常常在反思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人大代表，是否真能代表人民呢？
——广州市人大代表梁凤莲直言自己所提出的不少议案、建议，最后都被相关部门搪塞了事，无奈之余，深感愧对代表一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信贷十条意见的出台表明了我国经济刺激已经开始升级。
——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信贷结构调整的十条意见。要求各金融机构要优先保证手续齐全、符合项目开工和建设条件的中央投资项目所需配套信贷资金及时落实到位，做好对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融资支持力度。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分析师周子勋认为此举正是中央推出的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
对于两岸领导人互访，是可以讨论，但是时机还没有到，配套也要评估。但是温家宝总理的谈话至少对两岸旅游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许多大陆人士可能看了总理的谈话而更愿意来台旅游，大陆观光客也会因此而增加。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在总统府与媒体茶叙时，针对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表达的访台意愿，做出回应 。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人性化，考虑到家庭的合理需求，尽可能把独子生育的风险“最小化”。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是国内反对“一胎化”的学者之一。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在大陆实行了近30年，其间，社会环境、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使这个问题重新成为讨论的焦点。
比如建议恢复繁体字的，还有关于山寨现象讨论的，都挺有意思的。
——身为政协委员的中国运动员刘翔连续两年缺席会议，是否应该继续担任委员在国内引起热议。刘翔受访时也认为自己“有点不称职”，但表示没有忘记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在美国养伤期间，一直都关注两会的进展。
传统文化在周杰伦的歌唱艺术中，只是一种被肢解、拼贴的娱乐元素。于丹声称“我认为周杰伦和方文山，某种意义上，跟我做的事情是殊途同归的”，我相信于丹在此说了一句真话，因为她使用了同样的娱乐化原则把《论语》和《庄子》带入当今中国的大众娱乐市场。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在《中华读书报》撰文，批评于丹步周杰伦后尘，把传统文化娱乐（愚乐）化。
前一段我在看电视剧《大秦帝国》，我认为中国足球也到了需要“商鞅变法”的时候，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成就了大秦帝国。如今的中国足球也同样面临从大乱到大治的时候，我认为司法部门的真正介入将使得2009年成为中国足球转折的一年。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建业住宅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坚持认为中国足球应该走职业化道路，并且要用司法介入，才能根治中国足球中的假、赌、黑现象。
没有经历过两次市场低潮的开发商不能叫成熟的开发商。
——3月25日，胡葆森在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举行的“2009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房地产发展态势报告会”上，面对全国近300家地产企业代表，用如此明确的观点评析现实，希望开发商调整心态、正确面对行业低潮。
地球一小时，享受黑暗的浪漫。
——“地球一小时”这一活动率先于2007年在澳大利亚展开，然而仅仅一年以后，它已成为一项全球性并持续发展的活动。2009年3月28日晚上8：30，全球各地的人们为“地球一小时”而熄灯，减少碳排放。“地球一小时”其实更多是为了抛砖引玉，让这一活动成为更多城市和个人反思自己日常行为的契机。让关闭不必要的城市照明和景观灯，关闭不必要的家用电器和家庭照明成为更多人每日每时每刻的习惯，才是它的真正所指。3月28日晚，建业全省社区均全部参与了这一活动。
（栏目主持——何佳颖）
当虚胖的经济撑大了每个人虚胖的腰围，腰带深处的那几个扣眼便被遗忘得一干二净。要说美国遥远的危机海风并没有吹乱中原人的基本生活，但它理应刺激我们构思一下裤腰带勒紧时的生活，或者至少，让我们的粗腰知道：那些更瘦的扣眼，终归有一天有可能被用到。
其实保安员小何被辞退跟经济危机没有任何关系。说起来他平时工作并不怎么样，甚至常常吊儿郎当的。可真等要告诉他被辞退消息的时候，人事主管仍显得有点茫然失措。
人事主管与他的谈话简短甚至带点随意，似乎小何早就料道会有这么一遭。于我而言略微不幸的是，他被辞退的一幕，不巧被我赶上，我坐在离大门最近的椅子上看着他俩在那里低声交谈，一种沉重而无奈的气氛无比清晰。几分钟之后，他去更衣室换下工装，跟大家略微打个招呼一溜烟跑远。就这么，一个曾经的同事再难与我们发生关联。
看港台电影或者美剧的时候，被炒的人们总是抱着一个纸盒颓然离去，有考证强迫症的我每次都想看清那个纸盒到底是个普通的方便面箱子还是一个标准尺寸规格的“离职箱”，可每次都难以分辨。我常常奇怪，难道全世界的发达地区在辞职的时候都会领到一模一样的纸箱子吗？在这个危机丛生的季节里，又有谁没为自己的前途命运陡然心慌呢？上网、新闻、广播或者短消息，大约都绕不过去经济危机的事情，这分明是一个属于fire的季节，要么有些火灾，要么听说裁员。
不过对于郑州或者河南的朋友来说，美利坚合众国的萧条故事，在我们身边并没有上演得那么凶猛惨烈，小何也不过是正常的人事更迭中正常的一个，这座城市里上演的降薪或者裁员，大约也是经济周期中正常范围内的起伏。我们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强劲的国家，又远离了沿海那些依仗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圈，既保持着三十年来上升惯性的雄浑力量，也坐拥着近一亿人消费市场的宽宏大量。超市的东西始终卖得出去，丹尼斯、金博大始终拥挤，股票永远有人抄底，基金永远鼓吹获利，房产正在回暖，轿车容易售完，拥挤的街道和百货永远是一派繁荣的消费景象。于是大伙儿歌照唱，股照炒，车照跑，舞照跳，麻照搓，鱼照钓，客照请，澡照泡。
我住在二七广场附近，虽然人声鼎沸时常吵闹，但对于观察这座城市的消费状况却有着难以替代的优势：周末的中午，每当我穿着类似睡衣的随意衣服从拥挤的人群中穿行去买一套煎饼的时候，擦肩而过的每个人脸上，似乎都洋溢着春暖花开消费旺盛的幸福笑容。那些为了逛街而精心打扮的衣装，那些早春满城尽是的美腿与黑色丝袜，那些膨胀的腰包、粗放的腰肢，还有制作精良的手提袋在街道上翻飞舞动，还有比人们的笑脸更绚烂的各色LOGO盛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看着如此丰盛的景象，看着没有被华尔街飓风以及蝴蝶效应侵袭的生活，我常常从内心发出类似农民丰收一样的温暖感慨：多美好的城市啊！
感慨归感慨，理性是理性。当我提着一套煎饼回家的时候，却很神经质地想到了郎咸平。说实话，我挺喜欢他那种理直气壮的骄傲和见过世面以后回来用欺负人的口气针砭时弊。我们喜欢这样夸奖自己：中国三十年的跨越式进步，几乎浓缩了西方三百年的发展史。如果单从发展的过程而言，这三十年确实有浓缩的意味，也有pia-pia地跨越所带来的欢喜，但唯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这趟浓缩西方三百年的跨越之旅，没有有效地回避掉别人摔过的跟头？按说我们拿张前人走过的地图来飞速追赶，理应学好避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吃葡萄就吐葡萄皮；可实际的景象是，人家犯过的错误我们一再重演而且愈演愈烈。这时候我就喜欢听郎咸平站在西方三百年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失意、荣耀与尸骨之上，刻薄地评议我们每每遇到新问题时的惊慌与无知。或许在任何一位经济史学养丰厚的学者看来，当下中国的景象，不过是世界近代经济图景在某一个时间刻度、某一个历史角度上的重演罢了，既熟悉，又新鲜。
所以对于这场郑州人体会并不明显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我很无奈地参考了许多郎老师的观点和理论，并换算成更为市民化的语言，试图做出更为贴切的表述。纵然远离世界金融中心，我们依旧不能站在远离火灾现场的地方袖手旁观并且沾沾自喜，而是应当见人思己，防微杜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历史性黄金时期，这一条上升路线是如此的昂扬、稳健，使得身处其中的我们，根本没有对危机的丝毫防范，长期的发展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温水煮青蛙”，我们逐渐丧失的不仅是对于困难生活的记忆，甚至会失去对于危机最起码的应变心态。或许华尔街乃至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举动都尚未完全地截断金融危机的衍生影响，但不可否认，那是一个经历过萧条、危机、苦难的国家，那是一个祖孙几代人里，既做过银行家也等过救济粮的国家，那是一个对经济低谷有着丰富阅历和经验的国家，那是一个始终活在1929年阴影之下的国家。
这个世界，没有不老的神话，没有不折的曲线，对于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的警醒，是每一个尚存理性的人，都应当敲打自己的。三十年伟大成就，撑大了每个人的腰围，曾经皮包骨头一穷二白的人们按照每年松一个扣眼的速度变换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心智变得虚胖起来。我们应当庆幸这次危机没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过分直接的影响，城2号的居民们的确有资格也有理由享受自己沉稳的天性带来的馈赠——但我们也应当在郎咸平的视角下，转过头去回忆一下自己瘦弱时的情形和身影，回忆那些需要勒紧裤腰带才能生存下来的往昔。
（罗旭，特约撰稿人。）
在郑州这个城市生活久了，就有一种不离不弃、不狷不狂的感觉。她的表面是浮躁的，但她的内心是沉静的；她有着时尚的外壳，但她又有着本分而略带土气的气质……我对郑州人的性格概括是：躁动中坚守、争夺中内敛、发展中反思、游走中依恋、接纳中自足——一句话，郑州人既有漂泊者的浪漫，又有自守者的本分。
探究起来，影响郑州人性格的一大文化源流是“商文化”。正因如此，在“义”、“利”交互激辩的上千年间，郑州这座城市始终能让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彼此和谐相处，且少见什么门户之见、派别之争，也正因此，郑州成为现代中国最具吸纳、开放性格的城市之一，郑州人成为目前中国最为好客的人群之一。
郑州的历史，与“商”有关：这里的商业活动最早见诸于史籍，春秋时期第一部保护商人的法规诞生于此；郑州城，自古以来别称“商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亚细亚的“野太阳”光辉曾照向全国，让人们熟悉了什么是全国联销，什么是售后服务，什么是“顾客就是上帝”的新消费时代。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郑州作为“现代商战”的发源地，当之无愧。
以有形的载体而论，郑州商贸发达，是国务院确定的3个商贸中心试点城市之一；国内外有万余家商贸机构在郑州设有办事处或经营场所。正因如此，从2005年起，国际知名的商业杂志《福布斯》每年都把郑州列为“大陆最佳商业城市”之一，且其排名一直都在不断递进。
郑州的“商”，与交通、区位、人口、资源等基础条件的优越有关。众所周知，郑州地处中原腹地，“雄峙中枢，控御险要”，处于我国交通大十字架的中心位置。拥有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站和全国最大的零担货物转运站，故被称作中国中西部的“桥头堡”。
2006年4月，中国商业零售“东北王”大商集团通过拍卖程序，以4.21亿元天价拿下“金博大”3年经营权，其战略目的，即是以郑州作为其根据地，实现在中国中西部市场的扩张——后来所发生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97年，中国私营企业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年广九在和第四任老婆陈慧芳结婚后，为躲避亲朋儿女的口诛笔伐而将“傻子”瓜子经销总部搬到了郑州，他所看重的，也是郑州对全国流通市场的辐射力；1992年，当巩义人李荣坤兄弟以香港盛鸿投资有限公司在郑州兴建银基商贸城时，他们当时绝对没有想到数年之后这里能汇集数百家全国各地的大型服装品牌代理商……在许多人眼里，郑州是他们做生意的福地。
二七广场和郑州火车站，是郑州现代商业发源和发展的见证地——20多年的时间，郑州新的商场开了一个又一个，但是它们，依然以不可割弃的魅力和地位，引得众商家“朝圣”和进驻。
诸多事实证明，郑州商业的超前意识和剧烈竞争状态，也带动、影响了其他服务性产业的飞跃发展: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国家政策性粮食和企业间粮食购销的交易平台，其电脑屏幕上显示的“郑州价格”被誉为我国粮食价格的晴雨表；以交通银行、广发银行为代表的中国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最早出现在郑州，以致在这些银行里人才辈出，许多人担任了各大银行的高层领导职务，中国金融界的“郑州银行现象”、“郑州人才现象”令业界啧啧称奇。
中原商战，实际上是一个延续很久的过程，其间三起三落，尽管辉煌的黄金时代早就逝去，但，它的商业传统和商业精神被继承了下来。时势造英雄，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大舞台上，出现了许多曾经闻名全国的商界领军人物：“三读”读书社的张少鸿、交通银行郑州分行的董文标和邓世敏、郑百文的李福乾、丹尼斯王任生……虽然后来他们的命运各有不同，但他们到现在还以不同的角度，被人解读。
商业和商战，是这个城市真正立身的活力基因。那么，何以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这些商业奇迹多由本土的河南人在郑州创造？
“大陆的经济由外销模式转向开发内地市场，为河南带来了新的商机，这个人口大省的市场简直做不完！”丹尼斯商场的掌门人王任生是河南人，有着很强烈的“家乡情结”。在不同场合，他一再强调他所创立的商场是“家乡企业”，也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让对家乡的情感能够在丹尼斯的每一点上体现出来。
同样，一直奉行“让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企业愿景的胡葆森，他著名的“盐碱地”理论也为建业何以成为国内房地产市场一线品牌作出了注脚：“企业越大，对社会的影响力就越大。我的‘盐碱地生存之道：适应——利用——改善’，其实也是企业生存的三重境界。企业适应了环境之后，就要利用环境、改善土壤，使土壤中的碱性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现在建业已经达到了第三重境界……我还在这里干下去，就是想完成企业‘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这个过程。”
商业，赋予了郑州太多的表情。近些年，在重工化经济浪潮的驱使之下，郑州一度出现“重工轻商”的政策取向：“现代化商贸城”的口号提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拉长工业短腿、发挥商贸优势、带动现代农业”；曾经的“要把郑州建成‘东方芝加哥’”的目标，也逐渐从以金融、商贸建设为重点，转向以交通建设为中心。这种“否定之否定”带来的后果是，一度在全国领先的郑州商业近些年已经出现严重衰退的局面。无论以丹尼斯、大商为代表的商业企业如何风生水起，但国人再也难以在郑州这块土地上重新看到类似上世纪90年代“中原商战”那样激动人心的场面。
也许，一切都该回到本初的沉静状态。一个城市，和一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气场和气脉。曾经的郑州，一度气定神闲，就好比看惯了外界的风花雪月，骨子里却仍然淡定守拙一样。但近些年，由于外界和自身的诸多因素，她躁动了，躁动得敏感、尖锐，虽有自信，但常常惶惑；虽有个性，但缺乏自我——也正因如此，她一直都在寻找提升的方向和突围的路径。
她能摆脱“商”吗？她能放弃“商”吗？放眼全国、纵横历史，恐怕绕来绕去，就只有这一个“商”字之中有属于她自己的风花雪月。
（周健，《大河报·大河财富》记者。）
它们一定不止一次使用巨量的新城规划和高端的建筑理念彰显自己的进取心；它们伏在今生之前源远流长的城市文化和丰富的生活形态曾引无数外来者流连忘返。但无可奈何又心有不甘的，他们最终被称作“二线城市”，从此扮演起中国城市大秀台上的“城二号”。我们必须了解“城二号”，为它们以厚重哺育的商业文明和金融危机背景下相对从容的生活。
城2号面孔
他们以最鲜活的姿态行走在“城二号”郑州的经济故事里，描摹郑州的企业生存状态，你不能对他们避而不谈。不讳言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失败之处，因为他们自身的商业思想和企业实践早已化作符号，丰满描画了整个区域的商业文明形态，记录了区域企业家们的成败得失。
警惕房地产业“非市场化”现象抬头，坚持市场化方向不动摇，不能把保障性住房和市场化商品房混为一谈。
——目前，培育了十几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一个比较理性的发展态势，但我们发现，以公务员小区、变相福利分房为代表的“非市场化”现象有所抬头，这无疑是对这种良性态势的干扰和破坏。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面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房建设要以政府为主导增加投资的力度，加大开发规模，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但同时，我们必须坚持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正常商品房的供应问题。不要把保障房和市场化商品房混为一谈。
必须坚持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和发展方向，这一点得到了发达国家房地产发展规律的印证。以90/70政策为例，它出台于2006年，当时大户型对土地资源占用过多，中央政府阶段性出台了这一措施。政策执行三年以后，它已经发挥了应有作用，我们认为现在应该用更加理性成熟的手段解决市场中存在的问题。
规划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路线图，加强市场相关六大主体（政府、开发商、消费者、媒体、学者、金融机构）的沟通。
——（编者按：两会召开前，老胡受邀成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调控决策咨询专家库成员。）如果今后有机会对中国房地产的长期规划发表意见，我认为应该根据居民人均收入变化水平规划一个发展路线图。我们应当探讨十年后的房价和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同现在相比，房价应该再上涨多少，十年间每年的上升幅度有多高？如果能够把这样的路线图预测出来，我们今天的思路就更清楚了。同时，我们还要根据这个路线图加强行业六大相关主体（政府、开发商、消费者、媒体、学者、金融机构）的沟通。
因为缺乏交流沟通，六大主体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大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各说各理，一直没有让老百姓看到真正理性、客观的观点，房地产业的客观规律并没有得到重视。我一直呼吁迅速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六大主体对话机制。未来一段时间内，房地产业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行业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怎样的？房价应该处于什么水平，它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人均GDP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相信都能在沟通中得到满意的答案。
假如非要用温度衡量的话，20℃的心态对企业家来说是比较适合的温度。
——如果我们能把心态始终保持在深秋的温度，可能会比较有利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深秋的温度，意味着它会让你在夏天的时候感觉很凉爽，即行业经济很热，大家都快速膨胀、发展的时候，你也要保持冷静；反之，到了冬天的时候，深秋的温度又让你觉得很暖和，即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你也要对未来保持积极乐观的姿态。假如非要用温度衡量的话，20℃对企业家来说是比较适合的温度、把持心态的温度，抱有忧患意识对企业决策人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又有其必要性。
应对目前的局势，我认为有这样一些事情非常重要：第一，处理好关乎企业生存发展的急事。第二，考虑清楚企业的长期规划。企业的战略如何抉择？企业的基本面应该怎样培育？下一步究竟是否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第三，作为一个地产开发商，要把预测行业的发展趋势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情。
参考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我们还是要继续树立信心。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谁也阻挡不了的浪潮。在中国的人均GDP没有达到1.5万美元时，房地产行业就会一直是朝阳产业。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不能简单依靠一个月的交易数字来判断楼市是否出现“小阳春”。
——楼市是否出现复苏迹象，我觉得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还要看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的交易数据，这非常重要。我个人也是乐观派，但必须看到，本次行业调整除了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我们国家自身的宏观经济也确实出现了问题。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转变的。
总体上，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城市化进程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然减速。所以我认为目前出现的楼盘成交量下降、地产商资金链紧张都是阶段性的。地产商能否维系生存跟大形势有关系，但不是必然联系。优秀的企业在危机中可以找到机会，反之，有的企业，则可能被危机击溃。
本次调整，为所有的企业家们上了一课，对企业家的心态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我宁愿相信，一旦市场复苏，房地产市场会形成更加理性、更加健康新局面。而当宏观经济转好之后，房地产行业也会很快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自住型置业应当首要考虑住宅的品质和开发商的信用。
——我建议大家在置业时首要关注的应该是楼盘的品质和开发商的信用。品质的好坏决定了你居住的安全与否，决定了你入住后享受的服务是否完备。其次关注的是房价，楼盘是否适合你现在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最后，楼盘的位置、户型、建筑风格等。
综合来讲，目前你是否应该买房子，首先要看你是不是有自住型需求，你准备买来之后住多少年。假如准备长期居住，我建议你抓紧时间选择品质好、信用好的开发商买房。目前的房价向下调整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幅度并不会太大。
我的观点是，如果是自住型置业，什么时间买都是合适的。这一点和我们做其他投资有共通之处。比如你买股票，绝对不可能每次都能在一只股票下调的最低价时买入。对于做短线投机的人来说，买入时股价的细微差别可能对你的收益有直接影响。但对于做长线投资的人来说，你在2100点抑或2200点买入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现在是2000点，未来可能是4000点，细微的差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但你必须买品质好的房子，要选择信用好的开发商，如同我们做收藏投资买画一样，如果是真正的齐白石画作，它今天卖15万元还是20万元并不重要，但你一定要确保自己买到的不是假货。
（本文依据新浪房产频道、焦点房产网、和讯网、《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在两会期间对老胡的访谈整理而成，保持了口语化叙述方式。）
在中国，“儒商”的称号对于企业家来说，是一种赞誉更是一种压力，因为它蕴涵了民众对于企业家人格和行为方式的理想化期待。姑且不去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相反抑或相成的迷局，我们都知道，生于斯，长于斯，传统文明早已融入中国企业家们的血液，成为他们商业思想的原始精华。他们完善人格追寻智慧的渠道、他们调整心态的哲学依据，他们生活的意趣，他们的士大夫型的理想主义情结，总能经由一些契机在历史长河中找到对应。这一点，已成为我们解读当下中国优秀企业以及企业家的一种重要视角。基于此，《建业》推出年度系列专题，将视线转向那些曾经以强烈个人气质影响、丰富了民族性格的先辈，以求我们在共通的精神气质中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
5.12汶川地震曾撼动了所有国人的心——数百年一遇的灾难唤醒了一个物化社会中沉沦已久的大爱。此间，捐款额与道德水准的纠缠成为这场灾难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衍生话题。民众似乎达成一致：一个年利润上亿的公司，一个身价动辄数千万的明星，已经从社会得到了那么多利益，现在同胞受难还不肯多拿出些钱来回馈社会，道德水准着实不敢恭维。
当然，依照有些人的意思，我们可以核算企业近期实际利润和可支配的资金，统计明星实际收入，然后按照一定百分比让他们捐钱，这大概也跟交税没什么区别了。就像近年来，老人因为得不到子女的赡养而将之告上法庭的新闻屡见不鲜，这样的案例自然不会有第二种判决方案，最终无非是法庭强制子女轮流赡养，但这种强制执行与子孙孝敬安享天年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明代，朱子理学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子女不孝而与父母对簿公堂的事情也不少，县官的断案结果估计也跟今日差不多。但知识分子则会思考其根本解决方案，依据朱子以天理统治人心的思路，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让每个人都通晓孝道，王阳明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如果不能孝敬父亲，而去探讨父亲该怎么孝敬是不对的。行为都要源自本心，心就是理。内心没有私欲的蒙蔽，就是天理。
我们今天亦常说天理难容，这个天理多指道德准则而言，而王阳明所说的理或天理，则是万事万物存在的状态，其中包括了人伦道德范围内的准则。心即理，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和基础，他将哲学称为心学，强调普遍的理应该融入于个人的内心，从而达到心与理的高度契合。以忠孝为例，如果你的内心达到了孝顺和忠君的境界，在事父事君时就已经懂得了尽孝尽忠。回到地震捐款这个事情上来，如果有慈善之心，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关注灾区人民生活急需，发自内心地捐钱物去帮助他们，你不必去问灾区朋友他们真正想要什么，大家也更不必去计较捐助的细节了。如果我们当代有王阳明这样的大哲学家，三言两句，足以令聒噪喧嚣者闭口了。岂容舆论把捐资多少炒得沸沸扬扬，让很多有志于慈善事业的人望而却步。
王阳明曾说过：“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以此我们会发觉，我们这个社会已经物化到了何种程度。地震过后不久，整个社会喧嚣依然，使我无法不怀疑仁爱是否确实存在于我们内心，因为我们确实仅从地震这个具体事件上显示出了一时的“大爱”，就是说，“去地震那里求个大爱的理”。
哲学总给我们很玄的感觉，而我们印象中很多哲学家也都是坐而论道的，居于斗室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比如康德，他对哲学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终其一生却不曾走出他生活的小镇。而中国从魏晋“清谈之流”到宋儒以来的“知而不行”，更流于空谈。而我们的阳明先生在这知行合一这一点上做得相当精彩，王阳明不仅文学、哲学兼修，更难能可贵的是曾多次征战，擒贼平叛所向披靡。王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并非唯物论中“认识与实践相结合”，而是说认知本身就是行动的初期阶段，而行动的过程也是一种认识的过程，所以杜绝“不善”的根本不在制止行动，而在“知行合一”基础上的“致良知”，他的认识论一开始就包括了勇于探求真理的核心，即所谓“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这也是他与朱子只讲究积累学问追求真理的方法截然不同所在。
“心外无物”，所强调的是作为“意之所在”的“物”与内心的对应，求诸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我认识很多亲戚朋友，在城市努力拼搏多年，买了房子装修好之后，因为工作或者生意忙的原因，一周难得回自己房子里住几天，经常在自己店铺或者公司宿舍随便就凑合着休息了，而自己的房子因为长久不住，没有多少个人生活的痕迹，感觉就很麻木，这就是你 “意未所在”，则不是你内心之“物”。
在文化和艺术早已经商品化的当今社会，这些本来就该深入心灵的作品却往往沦为“心外之物”。陈丹青说《海角七号》是他第一次看到没有国民党或者大中国政治痕迹的台湾电影，台湾特有本土文化之上的人物感情很自然真实，所以“非常感动”。后来他又感叹道：内地有太多湮灭的个人记忆，这与我个人长期以来对中国当代文艺作品的看法不谋而合。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当代的电影和文学，看多了心里总有一种被架空的感觉，因为它没有真实的人物情感与我们的内心契合。当艺术家们的“心之所发”的“意”与他所生长的土地并不发生关系的时候，便不能成为我们的共有之“物”。他们被太多私欲蒙蔽，无法进行心灵的沟通，也正是整个社会缺乏内心的观照，文艺作品的心灵或者内核才会如此粗糙。
我们也常常深感现代人心态浮躁，并把其原因归结于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果。 “心外无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四大皆空”，而是要让你的内心和这个世界有所对话，这样你才能知道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重温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其实是为了回望已经被我们忽略已久的内心，这对于王阳明身后几百年后的我们，善莫大焉。
（马贺亮，特约撰稿人。）
链接：王阳明小记
人说成功的人都有点“痴”，明代“心学”宗师王阳明就有一件搞笑的事情，令人开心之余笑出了眼泪：
从小接受“理学”教育的王阳明，对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深信不疑，希望通过对自然界一草一木的耐心品味和静心思考，以得到所谓的“天理”。一天，他与朋友开始尝试天天面对一丛竹子苦苦思考，期盼茅塞顿开那一刻的到来，是为“格物”体验。朋友坚持了三天就病倒了，王阳明坚持七天之后，也病倒在床。
此后，王阳明颠覆了朱熹的“理学”，创立了“心学”。王阳明学说的精髓在于“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他认为“天理”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要求人们“知行合一”，通过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和知识水平，去除自己的私欲与杂念，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运行，即所谓的“致良知”；教化人们，应将道德伦理融入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立下不世之功，彪炳史册；作为思想家，开创儒学新天地，成为一代“心学”宗师。正如梁启超对王阳明的评价：“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军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
南勇：建业主场昭示了中超春回大地的希望
于静 （新浪体育）
作为中国足协新任掌门人，南勇于３月21日亲自来到郑州出席开幕式。鲜为人知的是，在开幕式之前，南勇专门到郑州街头“微服私访”，对于中原球迷的火爆热情，他非常感动。而在开幕式现场，南勇更是对2009年的中超开幕式赞不绝口、直呼满意，并再次对河南球迷的热情提出表扬。
因之前主管中超与国家队，南勇与河南建业队打交道并不多，上一次来到郑州大约是在20年前。
再次来到郑州，南勇最想亲自看一看这里的变化，更想了解一下中原球迷对河南建业的关注程度。于是，换下西装、脱了皮鞋，南勇换上一身便装来到了郑州街头。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南勇与很多市民进行了交流，让南勇感觉欣慰的是，只要一提到河南建业，很多市民都知道今年的中超开幕式就在郑州举行，更有一些人表示将在晚上到现场去为建业队加油。看到郑州林立的高楼大厦，南勇开玩笑地说，我想这里面肯定会有建业集团盖的大楼，看到郑州的模样改变了，我相信，这里的足球环境也一定与当年大不一样了。
南勇的猜测并没有错，在当晚的开幕式上，全场爆满的航海体育场让南勇、杨一民这些足协官员非常高兴。在观看了首场比赛之后，南勇表示，相信这场揭幕战一定能够给今年的中超联赛开一个好头，也相信今年的中超联赛能够进一步回暖与复苏。
刘建宏：开幕式我打90分
刘文娣（华体网）
本次中超开幕式，我一直在现场，经历了下午的彩排和晚上的实况演出。我感觉这次的开幕式是最近几年最为成功的一届。不知道电视转播的效果怎么样，但至少现场看来相当不错，２.3万名观众，每个观众都发了一件红色T恤和加油用的充气棒，使得气氛非常热烈，如果要打分的话，那么我给开幕式打90分。
今年的中超开幕式对2009年中超来说，是开了个好头：一个热烈的开幕式和一场还算精彩的比赛。对于2009年的新赛季，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注意力都投放到足球比赛上，今年中超得到了新的冠名赞助商，还有NIKE等品牌的强势介入；今年的赛事也比较连贯，受国家队的影响比较小。希望这些好的因素能够促成一个优秀的赛季。如果我们把2009打好的话，也许中超联赛就将迎来一个告别低谷、形成反弹的转折点了。
李承鹏：喝彩的深意
李承鹏（资深体育评论员）
每年中超联赛开幕都要写文章，形容词和排比句用完了，所以只有一些数据：2009年中超首轮总上座人数16.7万，8场比赛，平均每场近2.1万，中超史上最高首轮上座人数，最高首轮平均上座率。双高！听说在郑州开幕式的现场，意大利倍耐力的代表很感动，wonderful说了三遍，耐克的市场部高管也热烈击掌，以示当初判断正确。
中国足球远远没有复苏，可中超出现了复苏迹象，这个分裂的特色就是中国特色。我的强项不是表扬，可还是发现一些值得表扬的地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球迷皇帝罗西又出现在公众视线中。17年前的冬天，他骑着一辆单车环游全中国，翻越秦岭时浑身都结了冰，休克在我面前。我把他弄到医院后发现来了一帮球迷，他们一起在那里下跪，为了中国足球……不能说罗西是中国最好的球迷，但他作为上一个时代的某种特征回来，至少说明组织者希望这样一个特征回归。让球迷主唱《红旗飘飘》也比郭天王唱《动起来》有趣，在此之前，谁也想象不出球迷能坐上跑车成为球场主角。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南勇不再像他的前任那样站在主席台上宣布开幕，而是让杨一民去宣布。最让新闻界意外的一个情节是，介绍南勇时，全场一片掌声。他是十年以来第一位得到掌声而没有下课声的足协掌门人，这证明他的一些工作得到民间的承认，比如说抓青少年培养，比如说找来像倍耐力这样的大牌赞助商。我把能不能讨好群众当成考核官员的重要标准，虽然这标准有时候会被利用，但总好过连讨好都懒得去做。中国足球官员缺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人人都说中国的危机比美国、欧洲和日本要小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泄洪区”。
每次去县镇乡村行走，总会问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下乡？”我听到的回答大同小异，在这篇短文中，我把答案放到最后一节揭晓。
最近，很多东西在下乡。一类是商品，另一类是人。
商品是工业品。在财政部、商务部的规划下，彩电、冰箱、洗衣机和手机制造商纷纷跑到乡间促销，政府按销售价格的13%给予补贴，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负担80%、省级财政负担20%。工业品下乡的成效如何，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它听上去很像是为城里的工厂企业在解困，所以出了不少的纠纷，譬如列入下乡名单的都是大企业、国有企业云云。
人是大学生。每年600多万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几乎已经成了“天下第一难”，于是，让大学生下乡当“村官”成了一个急救办法。这些村官不是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选出来的，而是“由政府部门正式发文、筛选的专科以上学历应届或往届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或其他两委职务的工作者。”为了推进这项工作，各省都出台了一些优惠的政策，譬如广东就宣布为每个村官每年补贴6000元。大学生当村官的成效如何，现在也不好说，不过它听上去很像是为城里的就业难题在解困。
工业品下乡了，大学生下乡了，再加上数千万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返程农民工，这些景象在告诉人们，中国农村正成为本轮经济危机的“泄洪区”。人人都说中国的危机比美国、欧洲和日本要小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泄洪区”。
但是，这种办法能解决问题吗？我的答案是不能。农民手头的钱本来就很少，现在还要把那么多的耐用消费品促销给他们，用于生产的资金不是就更少了吗？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以及对农村缺乏热情、仅仅为了谋个职业而下乡的大学生当村官，除了在板凳上多坐一个人之外，到底会给农民带多大的好处？
说说两个老人对农村经济的看法。
一个是陈云。他是著名的“计划经济大师”，他的很多经济观点，例如对民间商品流通的限制是当今的我们所不敢苟同的。不过，他对中国农村则有很精辟的观察：1950年，中国城乡经济陷入萧条，转不动了，情况有点像今天，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拿了钞票去乡村收购东西，然后又刺激农民进城来买东西。他说：“繁荣的重要之点是收购农副产品，这是主要的经验。农村这个百分之九十动了，百分之十也就有办法了。基本动力是农村的力量，这一条道理我们摸到了。”这条道理到现在还是灵的，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提高和保护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所以，应该是农副产品进城，而不是工业品下乡。
一个是费孝通。费老是全世界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人类学家兼经济学家，他在1935年就看到了这一点。在著名的《江村经济》中他写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他说得多好，这段话应该重申一万遍。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走了费孝通指明的这条道路，改革的开始阶段就是乡镇企业崛起的过程，是农民在乡土上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在中西部地区才刚刚萌芽，所以，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振兴农村的工业经济，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
要提振农村经济的造血能力，办法就是陈云和费孝通指出的两条：一是保护和提高农民生产农副产品的积极性，二是加快农村工业的建设。这些都是战略性的措施，是真正的振兴之道。而要做到这两点，农村最缺的是什么呢？
大家都应该跟我一样找到了答案，让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是钱。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
阅读关键词：怕失多虑 完美 坚持 远见
对于多数建业人而言，对于新加坡地产大亨廖文良的了解，更多停留在2006年10月26日建业和凯德战略合作签字仪式留下的瞬间。一件大事已毕，而新的宏愿又已然在胸，照片上，老胡和廖文良充满喜悦又从容淡定。
随后，董事会办公室的同事有幸拥有了廖文良先生的总裁周日随想录——数年来发给员工的电邮所归集的著作《建宇树人》。这本厚厚的书非常好看，一点也不深奥，也不故弄玄虚，而是用一种亲切的讲述，呈现了廖文良的价值观、信念和经营智慧，以及家国天下的忧思。
我们试图通过《建宇树人》探寻是什么造就了廖文良——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新加坡商业领袖。
廖文良的成功故事符合中国人对成功的所有想象：出身于贫穷的工人家庭，父亲为讨生活从中国大陆流落到南洋。廖文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工程学位，经历了军队磨砺，最终成为新加坡国防部的一名公务员。后来，他的事业生涯如此显赫，所领导的嘉德置地业务遍及20多个国家超过110个城市，为东南亚市值最高的房地产公司。
当我们将主人公置于大历史的背景中，有趣的现象被发现了。任何成功的故事，都来自绝好的人生创意，几乎所有绝好创意中，都有一种人性的展示。
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短短的二三十年，国家经济平均增长8%以上，从一个国内资源缺乏、市场有限的殖民小岛，一跃成为世界最具竞争力和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些与新加坡政府锐意进取、致力于对经济的推动及对国民优良素质的培养有着直接关联，由此，新加坡政府被誉为“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法制政府”。而廖文良始于1970年的22年的公务员生涯正处于这个特别的时期，他从中获得了在随后的商业领域受用无穷的价值观——正直诚实、自律、尊重法律与规则，以及系统的行政方法。
当我们阅读《李光耀传》的时候，发现这个时期新加坡男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注重日常的细节，甚至有些固执和吹毛求疵。李光耀不仅发起了反对随地吐痰、嚼口香糖、喂养鸽子的运动，还禁止乱扔垃圾、在公共场所吸烟和说粗话脏话，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他还强烈推广了几项他最为倡导的行为：微笑、礼貌待人以及在公共厕所主动冲水。看看廖文良，他要求董事会报告要有一定的格式，包括字体的大小；苛责接听电话的恶劣态度；批评厕所里垃圾乱丢；视察同事出差公干的安排并坚持他们所住酒店的等级；他赞赏拿着一把小铲子清洁地面黏性物质的清洁工，认为他们的清洁程度应该达到这样的水准。
廖文良喜欢用3P来总结自己的性格特征：Paranoia怕失多虑，Perfection完美，Perseverance坚持。其实这些仍然不足以令他成为一名商业领袖。在我看来，富有远见是人类罕有的、珍贵的智力财富。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廖文良临危受命于新加坡标准与工业研究院时，上述能力显露无遗。他通过与研究人员面谈，发现每一个人都在敬业乐业各自分内的工作，而对于整个机构的长远方向茫无头绪。廖文良意识到，他必须为大家勾勒出宏图愿景，同时发现研究院的商机所在。三年后，他的做法被证明是对的。
廖文良的远见几年后又一次得到证明。加入百腾置地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人人都在谈“第二双翅膀”①。新加坡的房地产商几乎都拥到马来西亚、印尼、泰国、中国香港和菲律宾投资。廖文良认为他们都是从供应的角度看市场，而不去研究需求，所以没有跟着他们走，避免了一场危机。而当廖文良决定把业务扩展到海外，受到了几乎所有的分析家和媒体的质疑，认为房地产出口不可能赚钱，房地产业是非常地方性的一门生意。但至今，嘉德置地超过八成的收入来自海外！
精力充沛、劲头十足、具有毅力的廖文良建立了一支干练的团队，他有足够的能力实现他的雄心：建立一家基业长青的公司比建立一家生意兴隆的公司要有更大的成就感。
除了企业家秉性，建业接触到廖文良先生的人还特别感到他的其他魅力：
其一，廖文良先生看起来严肃持重，但在工作之余遇到开心的事情，笑起来会特别开心和享受。据董事会办公室行政外联部经理赵丽茗回忆说，似乎不常看到国内的企业家能够将工作和休闲如此厘清，在非工作状态下拥有这样孩子般纯真、放松的笑容。
其二，他很会说话，虽然话不多。廖文良先生在少林寺见到释永信大师时，他用中文说出了一段令在场的人都倍感温暖的话：
“永信大师，见到您是所有新加坡男人的梦想。能跟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方丈见面，回到新加坡后，所有人都会嫉妒我的。”
其三，廖文良是一个从不掩饰自己的人。他说自己的父亲只是一个工厂机工，父亲对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坐在有电风扇的办公室里工作。当他看到在上海一个小孩拿着五毛钱买一个地瓜就解决了一顿午餐，就想起自己贫穷而又快乐的童年。他毫不讳言一顿午餐过于昂贵让他的口袋破了个洞，并疑惑以当地人的收入何以如此挥霍。廖文良热爱学习，总能从很多人或者事物上获得启发。他看起来神采奕奕，主张持之以恒地强身健体，怂恿大家甩掉赘肉穿上漂亮的衣服。
讲述完廖文良先生的故事，你大概发现，他身上有着我们熟悉的气质……
①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为鼓励本地公司朝海外发展，启动了“第二双翅膀”政策。思想上，认为让新加坡企业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是寻找新加坡经济腾飞的“第二双翅膀”。政策上，凡向海外投资的企业可以申请减免税、享受优惠贷款等。
○ 年报：上市“一年级”考试成绩备受关注
3月30日，安博app（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官网2008年度业绩发布会在香港港岛香格里拉酒店召开。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携王天也先生、邓文祖先生和郭卫强先生出席会议。发布会公布了建业上市一年级的“期末考试成绩”，香港媒体对公司2008年的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新闻发布会和投资者/分析员推介会吸引了大量的媒体界代表和香港各大银行、投资公司和金融界人士。（年报见公司主页:www.centralchina.com）
○漫画：建业上市团队图存
在上市元年年报发布之际，一手策划完成建业上市的关键人士都收到了一份“厚礼”——建业地产上市团队漫画。这幅漫画以足球队的组织形式记录了上市团队的形象，还将建业路演的核心“卖点”一一呈现，清晰铭刻了建业的上市历程。
○致敬：功勋级员工
“你们都是建业的功勋级员工，感谢你们这些年来的贡献。”3月23日，老胡及多位企业高管在集团总部与几位退休后返聘至建业工作的员工共进午餐，并授予他们“荣誉员工”称号。这几位老员工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他们以自己卓越的专业能力和深厚的人生阅历帮助了建业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他们还被聘请为“建业学堂特聘顾问”继续发挥余热。
○泥泞中的“行军”
3月12日，建业学堂新起点培训班学员举行野外36公里拉练。虽遇雨天，条件恶劣，但学员全部坚持完成了拉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建业学堂进行时……
○祈福：“地球一小时”
“爱心环保，点燃希望”，3月28日20：30，建业物业全省33个社区的景观灯和草坪灯的一起熄灭，标志着建业社区 “地球一小时”活动正式开始。同一时间，按照约定关灯的建业社区业主们纷纷关闭了自家的电灯、电视，带着家人及宠物，从家里走进了社区。关灯的时候告别现代文明，却使业主们的人心贴得更近，南阳建业绿色家园社区的小朋友们点起蜡烛，为环保事业和我们的地球家园祈福。
华尔街不能总是忽悠！总有人了解华尔街那些神仙、金刚所谓“金融创新”的变种和真正意图。比如，朱伟一博士的新作《金融制胜》就告诉我们的小民和政府，要在华尔街适应生存和谋得发展，不能在其局中布阵，而必须了解他们幕后的那些被专业化的障眼法伪装了的各种技术和制造这些技术的策略。这可不是信口开河就能做到的事，也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够搞定的学问。换而言之，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或者能够像伟一那样悲天悯人，兼有表达良知的洞察力。
近几年来，不少喜欢法律和法律美文的人与朱伟一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既同声相应，又同气相求。朱伟一毕业于南京大学，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负笈过，中西学功底均相当深厚，不时有对中外法律制度的评析性文章结集出版，比如《走过法律》、《另面法律》、《守望理性与浪漫》。他总能自如地评人说事，致力于在情理与法律、制度与精神、理性与浪漫的关联之中寻找那份属于他自己的情感天地，并乐于将自己的这份慎思与读者分享。当然，他并不局限于将自己封闭在对法律制度的注释之中，倒腾和贩卖那些因为制度知识背景不同、法律语言不通而创造出的知识市场中的短缺货，而是以其深厚的人文情结来剖析法律制度的精髓和法律制度于社会中产生的作用。
他本可以像一些高校中的名师那样，拥有大量的少男少女作为其粉丝，以获得人生自我实现的五颜六色的舞台；他也有游戏资本的入场券，但他选择了在体制之外作一个随意抒发情感的浪漫骑士，做一个“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这不，他终于在自己最熟悉的行当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那样，骑着一匹瘦马，掂着一支长矛，去战风车。只不过伟一所面对的不是一种自然的强力，而是由一群精通法制、精算利益、呼风唤雨、左右政治的“超人”组成的资本世界。
《金融制胜》告诉我们，我们已毫无选择地生活在由资本美国所演绎和创造的金融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灵魂的是运作资本和赢得资本；财富不再仅仅是马克思所奉行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积累，财富就是资本创造的；资本才是统治世界的真正武器；拥有资本和管理资本是这个世界权力的真正资本。资本世界与传统的知识及民主政治毫不相干。生活在资本时代的知识和取得知识的方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习得的，它属于华尔街的那帮变形金刚。当他们结党营私、中饱私囊之时，还要求世界各国政府为他们所带来的灾害买单，而自己实际上不受任何法律制裁。这是因为他们的理由总是伟大的、符合人性的，那就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资本市场及其管理运作方式被他们包装以技术创新，从而推向全球。由于小民和政府相信他们的“技术创新”必然带来强国富民的梦想实现，于是，小民愿意被忽悠——因为小钱可以生大钱，国家和政府愿意被忽悠，因为小资本可以成为大财富，弱国变为强国。世界上只有傻子才不愿意变成富人，也没有哪个国家不愿脱贫致富，由富强走向新的富强。因此当人们在狂热中从云端跌到谷底时，仍然拒绝醒来。
《金融制胜》却告诉我们，“资本市场=技术创新=强国富民”的等式逻辑不存在，那只是华尔街的资本帝国所编造的美丽谎言。伟一用自己渊博的知识，辛苦勤劳、孜孜不倦地论证着这一点，披露了美国资本市场和券商的那些令人生疑的所谓技术创新所带来的资本通赢的策略实际上是那个精英世界所精心策划的私欲贪婪的障眼法。他希望通过戳穿华尔街的鬼把戏来提醒中国资本市场应当有自己的策略、中国的投资者们应当有中国人自有的聪明和智慧。因为随着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金融本身暗含着最为复杂的危机，资本美国正在准备着一场赢得全世界的金融暗战。迷信资本美国就意味着尚未开战就已缴械。
当然，伟一并不反对资本市场本身，他所反对的是那种一元的、单向度的资本市场思维；他所希望的并不是人们对资本市场的创新群起而攻之，而是希望资本市场中那些被人任意宰割的人肉拥有自己的灵魂，静下心来和他一起想想自己为什么被宰，怎样才能不被宰。
那些已经被宰去了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亿的人，在学会了如何炒股和购买基金之后，读一读《金融制胜》，将进一步明白资本市场那些花里胡哨符号后面的本意是什么。聪明的人并不总是赢家，但输得糊里糊涂的人一定不是聪明人。人们也可以将《金融制胜》当做故事书来阅读，既然《雍正王朝》这样的历史书籍那么引人入胜，相信伟一用来自第一手材料所编制的“金融王朝”也一样让人过瘾。
（程春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香港作家迈克说张爱玲的《小团圆》是“摆明车马跳脱衣舞”，何止何止。
迈克愿意提及的已经足够生猛：“起码证实了‘张迷’久藏心底的三个谜：一、她曾经在美国堕胎；二、她与导演桑弧拍过拖；三、胡兰成和她的好友苏青有过暧昧关系，却还有更生猛的，‘九莉’的妈妈和姑姑，把臂同游兼享用一个男人。”骆以军对此评说：“上至父亲、家族长辈、母亲的男友们，无一不在名媛女伶有夫之妇间梦游般的无情与滥交。父不父母不母、搞三人行的姑嫂，一种不知怎么给初剥光人皮、古老的情欲找到现代性衣装或交欢礼仪的集体迷惘。”
《小团圆》是张爱玲的剥皮舞，像罗比·威廉姆斯那个著名的MV，先是脱衣，然后剥皮，随后把身上的肌肉血淋淋地撕扯下来，一块一块丢到舞池中去，还像克里夫•巴克的《Hellraiser》系列，德国人贡特尔•冯•哈根斯的“人体世界”。《小团圆》有种血淋淋、脏兮兮的末世的荒凉，《秧歌》、《赤地之恋》、《色·戒》一路贯彻下来的荒凉，脏的，黑乎乎的，不见底的。
这酒池肉林般的荒凉是怎么来的？正好刚读过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千几百种小报，通通是从捧妓文起家，专栏作家一律靠“肉稿”发达，色情小说连篇累牍，以妓女为主人公的小说在报纸上连载，续集又续集，百多万字足足连载了三年，作者要罢手，连报馆老板都来哀求，希望能够继续写下去，因为报纸全赖小说才得以存活。这样的上海，大概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那个烟雨斜阳中的上海滩，只是，几十年乌托邦下来，全体中国人都有种灵肉分离、本我超我互不干涉的洁白天真，自己做过的，也不大相信自己竟然会做过，自己身上分离出来的病毒，也肯定和自己毫不相干。人生必须脂抹粉才拿得出手，所以唏嘘感叹的民国往事小美文格外流行，报纸关于《小团圆》的报道后面，也有纯洁如白兔的读者愤然留言了：“都市报怎么尽搞些鼓吹西方价值观的东西，现在又来鼓励感情与婚姻出轨了。”
也不单是上海吧。这种荒凉感恐怕一直都在，是被“现代”重创过后必然的心理感受，我们和这种感受有隔膜，只是因为我们本能地分泌出一种心理上的阻断剂，将这种荒凉隔绝在一个小角落里，不敢放它出来。张爱玲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她不觉得这种工业化的荒凉感是说不得的。她开始是涂脂抹粉地写荒凉感，但后来，她只写荒凉感本身。她比大部分国人早七十年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有人怀疑李安提前看过《小团圆》，电影的《色·戒》才有那样骇人的场面，但使得《色·戒》在性爱尺度上释怀的，大概不是《小团圆》里“狮子老虎掸苍蝇的尾巴，包着绒布的警棍在座下的鞭打”那样的字句，而是那种黑沉沉、死寂寂的荒凉感，唯有剥皮撕肉的性，才能表达这种荒凉感。李安比大部分斯文扫地争抢张爱玲私有权的“张迷”更懂张爱玲。
发达国家出口额今年将减少10％
WTO称，发达国家出口额今年将减少10%，而依赖贸易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将下降2%～3%。2008年下半年全球贸易急速下降，全年增长率为2%，相比之下，2007年增长6%。WTO总干事拉米指出，很多产品的生产环节遍布全球，所以这里存在一个乘数效应，随着需求下降，贸易减少的速度甚至会更快。
该组织还指出，银行业危机导致了贸易融资匮乏：企业失去贷款来源，资产价格下跌，家庭不愿购买汽车等耐用品，大宗商品价格挫跌冲击很多发展中国家。 就连经济活力十足的中国也无法躲开衰退的影响，WTO称，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有些陷入衰退，有些则面临经济萎缩。
以美元计价，2008年全球商品出口额增长15%至15.8万亿美元，而服务出口额增长11%至3.7万亿美元。德国去年仍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商品出口额达1.47万亿美元，略高于中国的1.43万亿美元。
来源：WTO
保险公司会步银行倒闭后尘吗？
美国已有十二家寿险公司向财政部申请紧急资金援助。在欧洲，市场对寿险公司的反应同样激烈，投资美国、英国或荷兰公司的寿险公司被一一点名。预料未来会有更多业者的评级被下调，更多寿险公司可能被推向倒闭边缘。
保险业庞大的市值亏损，反映的是高质量债券因流动性风险造成折价。一旦市场恢复正常，情形可能会好转，只不过时间紧迫。美国一些保险公司已经处于临危状态，这将促使保户不计损失解约，让公司状况雪上加霜。美国前六大以及欧洲资产前十三大寿险公司，未来四年必须为借款进行再融资，金额分别为130亿美元和290亿美元。
面对营运萎缩，许多企业，尤其是美国公司都倚赖政府伸出援手。但寿险公司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力较小，因为它们没有短期存款人，以及巨额款项的交易对手，因此能够在不造成大规模金融恐慌的情况下，重整财务结构。保险公司或许不会破产，但确实已经出现破产的危险。
来源：《经济学人》
美国第一家庭过去15个月亏损近25万美元
奥巴马部分个人财务资料于近期对外公布，美国第一家庭过去15个月基金投资缩水幅度接近四成，目前已亏损近25万美元。奥巴马保守的投资组合，让第一家庭免于陷入巨额亏损，不过自2008年初以来，其损失金额可能达24.8万美元，且过去15个月，奥巴马的基金投资缩水幅度可能达38％。据一份于去年5月的调查显示，奥巴马将大部分的资产（150万美元～610万美元），放在超级保守的投资工具里，例如支票账户、货币市场账户和美国国库债券。报道说，奥巴马和米歇尔并未购买股票，但他们拥有许多共同基金。
来源：《纽约时报》
美国国会新决定加速移民学生返乡潮
考夫曼基金会研究员采访了1224名目前就读美国高等学府或在2008年底前毕业的外国学生。3月20日公布的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国会的做法将加速高技能移民学生的返乡潮。这些未来企业领袖和创新人才的离开，将造成就业机会的流失，从而严重危害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报告的主要发现包括：
一个促使外国学生返乡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毕业后在美国找不到工作，而且愈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将落后全球。
尤其是华裔学生，有52%强烈认为最好的就业机会在中国，印度裔有32%，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况截然相反。
更多受访者相信，祖国的经济发展将超越美国。仅7%的华裔和25%的印度裔学生声称，美国的经济会越来越好。反而有74%的华裔和86%的印度裔学生相信祖国会日益强大。
来源：美国《星岛日报》
中国高中生对未来最有信心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本青少年研究所、韩国青少年开发院及美国观念资源系统公司于去年9月～10月联合实施“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调查对象为普通高中和 中等职业学校一至三年级的在校生。中国1506名高中生、日本1210名高中生、韩国1143名高中生、美国1003名高中生接受问卷调查。
调查数据显示，中美高中生比日韩高中生更自信。85.6%的中国高中生和92.2%的美国高中生认为“自己的能力并不比别人差”，持此观念的日韩高中生比例分别为52.9%和69.2%；只有12.7%的中国高中生和22.2%的美国高中生“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日韩高中生比例分别为66.3%和45.5%。
中美高中生比日韩高中生对未来更有信心。41.3%的中国高中生和37.8%的美国高中生表示不会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不安，而日本和韩国的比例分别是21.8% 和20.1%。与其他三国学生相比，中国高中生对未来的态度更积极，更愿意积极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来源：路透社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 2月23日，济源公司荣获济源市政府颁发的“2008年度项目建设先进单位” 、“2008年度纳税先进单位”、“2008年度外来投资先进单位”等多个奖项。
◆ 2月28日，建业学堂成立仪式暨新起点培训班开学典礼在建业中牟农庄正式举行。
◆ 3月上旬，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在参加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受到《参考消息》、《南方周末》、新浪网、和讯网等众多媒体关注。
◆ 3月8日，建业物业全省各社区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女性专场社区活动。
◆ 3月21日，由建业足球俱乐部主办的2009赛季中超联赛开幕式在郑州航海体育场隆重揭幕，在本赛季首场比赛中，建业队以2-1战胜对手广药白云山队。
◆ 3月24日，集团管控模式变革后的第一次总部全体员工大会在总部多功能厅召开。
◆ 3月25日，集团荣获中国房地产业协会颁发的“2007-2008年度中国房地产诚信企业”，胡葆森董事长发表主题为《坚守阵地 内外兼修 匀速发展》的演讲。
◆ 3月26日-27日，安博app（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官网2008年度董事会会议、审核委员会会议及薪酬委员会会议在香港召开。
◆ 3月28日，“2009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研究成果发布会”暨“第六届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家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召开。安博app（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官网在“2009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总排名由去年的第39位提升至第36位，并以稳健的经营风格和财务表现，与中海、万科等知名企业一起荣登2009年“稳健性TOP10企业”榜单。
◆ 3月30日，安博app（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官网2008年度业绩发布会在香港港岛香格里拉酒店召开。